瑰丽的史诗——《诗经》

一个伟大民族的记忆总是首先保存在其歌谣之中，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就是华夏民族最瑰丽的史诗。

《诗经》产生的年代大约从西周初年直至春秋中叶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部分，现保存有三百零五篇。雅、颂部分大多写作得比较早，风的部分则多是春秋时代的作品。在周人祝神敬祖的祭典以及欢迎来宾、举行射礼、飨礼等各种典礼仪式上，都要演唱歌诗以表达感情。演歌有不同的方式，古书上称为“赋”、“讴”、“诵”、“歌”等。出自贵族之手的庙堂乐歌，经史官记载下来以后，就成为《诗经》中雅、颂部分所取材的主要内容。而《诗经》中“风”的部分则多取材于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。起初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，甚至还有音乐伴奏，所以顾颉刚先生说“从西周到春秋中叶，诗与乐是合一的”（《古史辨》第三册第366页）。在孔子的时代，《诗经》还只称为《诗》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材，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才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规模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，汉代尚保存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之《诗》“四百一十六卷”。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皆立博士，此后遂有《诗经》之称并延续至今。不在三家《诗》之列的毛诗，经东汉时代的大经学家郑玄作笺注而大兴于世，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为之作疏，更稳固了毛诗的地位。而齐、鲁、韩三家诗则多亡佚。清代编定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所收的《诗经》就是孔颖达写定的《毛诗正义》。

作为一部史诗，《诗经》不少篇章都诵咏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。关于夏王朝，《诗经·荡》篇说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，可见夏殷兴亡是周人取法历史经验的主要内容。《诗经》的“商颂”，追溯了殷商始祖和立国的历史，对于认识殷商的起源及发展十分重要。《诗经》着墨最多的历史内容是周族与周王朝。从周族的起源、兴起、迁徙到周王朝的建立、周公东征平叛的成就、文武成康的煌煌威业，直到周王朝衰落时期的国人暴动、共和行政、宣王中兴、幽王败灭等，都有诗篇吟诵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《诗经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完整而优美的周族与周王朝的历史，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经从中撷取不少材料来撰写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。在叙述历史的时候，《诗经》往往保存了上古时代民族与社会的宝贵资料，例如，《诗经·生民》篇说，周始祖后稷有母而无父，他的母亲姜氏因踩上了上帝的脚印而怀孕，后来就生下了后稷。后稷降生之后曾经三次被分别抛弃在“隘巷”、树林和“寒冰”上，但每次都获救而无恙，后稷长大以后就成为周族的祖先。这些记载不仅对于说明母系时代的情况很有意义，而且是上古时代考验幼子能力的仪式和习俗的宝贵记载。再如周武王伐纣是商周政权更迭的关键之举，《诗经·大明》就有“矢（誓）于牧野”，“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”的记载，与其它文献的相关记载完全可以相互印证。再如，两周之际史事繁复纷乱，“周二王并立”（古本《纪年》）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十月之交》、《节南山》、《正月》、《雨无正》等篇就是反映那个特殊历史时代政治与社会情况的宝贵记录。这些史诗除了充满激情之外，还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，所以才能总结出“殷鉴”一类的历史经验。

由于时代久远，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与文化有些我们已经很费解，有时还须靠《诗经》的内容来进行研究。例如，讲古代土地制度和等级关系，《北山》所谓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就多次被历代学者称引来说明问题。史书上很少记载的“井田制”是认识古代土地制度的大问题。这种制度到底如何，周代农民如何被组织起来在井田上劳作等都讲不大清楚，而《诗经》中的农事诗，如《七月》等则有比较全面的反映，如谓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”（《大田》）、“倬彼甫田，岁取十千，我取我陈，食我农人”（《甫田》），即反映了当时公田与私田的区别。“嗟我农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”（《七月》）、“噫嘻成王，既昭假尔。率时农夫，播厥百谷”（《噫嘻》）、“实墉实壑，实亩实籍”（《韩奕》），则反映了当时农民藉田和为贵族服务的情况。关于当时的商业贸易，《氓》讲了当时“抱布贸丝”的情况。周代的飨礼、藉田礼、射礼、婚礼等礼制的情况在不少诗篇中也有所描绘。

《诗经》具有悠久的艺术魅力，通过赋、比、兴等表现方法，深刻地描绘出西周春秋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将目光投向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，描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、恋爱、婚姻等，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。在所表达的感情里面，爱憎非常分明，如《甘棠》篇写人们对于召伯的怀念，连召伯曾经在其下歇息过的甘棠树都要“勿翦勿伐”，“勿翦勿败”。而《伐檀》对于“不稼不穑”者的讥讽、《硕鼠》对于贪吃的大耗子的厌恶，都是民众对于贵族不满情绪的表达。《诗经》中的爱情诗篇尤为精采，“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”一类的主题，在《国风》的不少篇章中都有表现。